如果光从装帧来看，你甚至会把中译本的《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当作一部精品。但实际上这是一件典型的伪劣产品。言其伪，是因为书的作者根本就没有写过一部叫做《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的书，该书的原名翻译成汉语应是《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意义》（译者对此没有作任何交待）；言其劣，是因为整部著作无论是译者自己的译序还是对原书的翻译，都糟糕到了让人瞠目结舌而又啼笑皆非的地步。
在这部只有100多页的译著中，译者的译序就洋洋洒洒写了30多页。译序题为“思想之累：体验别尔嘉耶夫”，似乎很是沉重，但读后的感觉却是如此轻飘。译序共分八个部分，我们这里只涉及与本书直接相关的第八部分，看译者的意思大概是想对该书的内容作一总结，但由于译者对该书理解和翻译上的诸多错误，这一总结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首先是译者对该书的定位错误。该书完全是在讨论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与俄国革命和俄国共产主义的关系的，作者别尔嘉耶夫虽然是一位宗教哲学家，但该书却是一部地道的俄国社会思想史，译者将其理解为“宗教思想专论”显然是荒唐的
其次是译者对作者写作该书的主旨理解错误。译者错误地把该书的俄国读者当成了书的“主人公”，并声称该书“旨在回答西方某些出版物对俄罗斯革命、宗教、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误导”，其时，俄罗斯革命早已成为历史，西方的出版物只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对革命的误解或曲解，而非“误导”，要说误导也只能是对这些问题理解上的误导，而非对这些问题本身的误导。
最主要的是，译序的作者对俄罗斯思想缺乏起码的了解，却俨然以一副行家里手的架势大谈特谈，但基本上都是些不知所云的胡话。请看：“知识分子承续了传统俄罗斯思想分裂性，同时，又接受并传播着西方的理性主义。就前者倾向而言，他们是直觉的、体验式的；就后者言，他们是理智的、逻辑的。”这里，“知识分子”一词没有任何修饰语，我们无法知道译者谈论的是什么时候的知识分子？“俄罗斯思想的分裂性”指的又是什么？按照正常的理解，分裂至少应当是二重的，但是译者却莫名其妙地说分裂性的倾向是直觉的、体验式的，其思维上的混乱简直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在我们看来，“直觉的、体验式的思维”恰恰表明了俄罗斯传统思想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特点（这一点早期斯拉夫主义的主要代表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以及后来的索洛维约夫、弗兰克、N．O．洛斯基等都做过不少论述）。就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思想的关系而言，也决非仅仅接受并传播西方的理性主义那样简单，神秘主义、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影响都是深远而巨大的，这对于研究俄罗斯思想的人来说，已是常识性的东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译者关于俄国知识分子“接受并传播着西方的理性主义”的话音还没落，紧接着就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任何一种西方思想原型，在俄罗斯人眼里都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无异于说俄国知识分子在接受并传播着不可思议的东西，我不清楚俄国知识分子是不是都发疯了。
译序中充斥着未经论证的或者说论证得不着边际的惊世之语，作者在一些极不可靠的判断面前，却摆出一副举重若轻的潇洒。例如，不是从精神上而是从经济收入上来解释俄国知识分子的无根性，不仅不觉其荒谬，反而自谓“明眼人”的高见；用20年代的十二月党人佩斯捷利（译序的作者将它译为彼斯捷里）的论纲来论证40年代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争论时期关于革命主题的思索；认为革命是“注意普通的个体生命的价值”，是要“让宇宙精神见鬼去吧”。紧接着“见鬼去吧”的是：“与此同时，俄罗斯文学开始发出它永恒的预言。革命，它黑色的翅膀掠过俄罗斯大地。”俄罗斯文学发出的“永恒的预言”究竟是什么，连一句解释都没有，便直奔革命而去，而革命的“黑色的翅膀”更让人如坠十里云雾之中。回响在我们耳边的只有译者浮泛的叫嚷和过剩的激情，而这激情，如萨特所言是毫无用处的。
译序作者的笔下到处可见时间上的倒错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信口开河。如错误地把俄国思想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拉吉舍夫和恰达耶夫遭遇麻烦的事件（前者因在1790年发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而遭流放，后者因在1836年发表《哲学书简》而被宣布为疯子）当作19世纪初的事；把19世纪中叶和中叶以前的一些人物统统打入中叶以后，而又把主要活动于19世纪下半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当作是上半期至农奴改革前后“全俄思想的领袖”，认为他们支撑了“上半期的思想运动”。译序中还有这样的句子：“思想界在这一刻发生了分裂：分别走向极端（例如民意党人的暗杀）和虔诚钻研俄罗斯民族精神，为之顶礼膜拜。”根据上下文，“这一刻”应指六七十年代（真叫漫长），但是民意党人的暗杀行动却分明是在八十年代（1881年），而虔诚钻研俄罗斯民族精神（实际上应是东正教精神———引者）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是九十年代的事了。至于这个句子本身结构上的失衡和明显的语病，我们已经来不及管它了。
总之，《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一书的错讹只能用“俯拾皆是”来形容，这种错误有对常识的缺乏，也有时间上的颠三倒四，还有逻辑上的混乱和不负责任的胡说，病句和文理上的不通更是无处不有。就翻译本身而言，也是千奇百怪，笑话迭出，乾坤倒置，关公战秦琼的情形也时有所见。如156页（汉译本页码，下同）：“偏执、狂热永远是宗教的源泉。”（应为“不容异见、狂热总是有宗教的根源。”）；158页：“其实，必须说明，马克思的反宗教意识表达得比我们的巴枯宁、德国的久林格更为偏激的形式。”（应为“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在反对宗教方面，马克思没有我们的巴枯宁和德国的杜林那么激进。”）；158页：“恩格斯在自己的主要著作以批判的形式对待久林格的哲学和社会学观点，甚至也表达了它的制止宗教的观点。”（应为“恩格斯自己最主要的著作是以批判杜林的哲学和社会学观点的形式写成的，在这本书里，恩格斯就禁止宗教问题甚至反驳了他。”）；159页：“列宁有关宗教的思想——散见于他的不同文选之中——是荟编和个别的选编。”（应为“列宁的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中的关于宗教的思想，被收集起来，单独出版。”）诸如此类的错误可以说比比皆是。
该书在人名和书名翻译上的错误和混乱更是不胜枚举。除去上述把杜林翻译为久林格外，还把柏拉图翻译为普拉东诺夫，把赫克（JuliusHecker）翻译为格克尔、黑格尔，把格尔申宗翻译为格尔先松，把阿芬那留斯翻译为阿维纳里乌斯，而索洛维约夫的名字在正文中出现的时候是索罗维约夫，却眨眼间在注释中就变为索洛维约夫，一个费奥多罗夫在书中竟有四种译法（我没有通读全书，只是随意翻阅而发现的，很难保证这种统计是完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被忽而翻译为《恶魔》，忽而又翻译为《魔鬼》；最为滑稽的是，把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翻译成布鲁诺·巴乌尔拉不说，居然还在译注里将其解释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个被火焚而死的布鲁诺。“两个布鲁诺”一个是名，一个是姓；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生活在19世纪，一个生活在16世纪，二者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译者所加的译注可以说也是该书的一道景观。照理说，由于它们基本上都是从一本俄文的工具书上移植过来的，不应出现太多的错误，但是译者即使在这里也“不甘落后”，其错误与正文相比毫不逊色。如把发生于1825年12月14日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注为1824年12月24日；把伊万诺夫出生的年份推迟了整整一个世纪，以致他死的时间比生的时间还早。译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张冠李戴，如把产生于18世纪俄罗斯分裂教派中的鞭神派误作产生于13世纪意大利北部的鞭笞派，把公元七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叙利亚的以撒”居然译作“伊萨克·西里雅宁”，把天主教耶稣教会的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约1490—1556）译作“伊格纳季·罗伊奥”，并将二者解释为19世纪俄罗斯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生卒不详，如此驴唇不对马嘴的胡乱安插，当然不详了。令人吃惊的是，在第五章的全部14个译注中，明显的错误竟达11处之多。
译者声称，在对此书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会感到很多空隙，那种感受是令人刺激的。”的确，面对这样一本很难找到几句完全正确和通畅的话的书，我们不能不受到刺激，我们明显地感到我们的胃口被败坏了。至于译者所言“空隙”，并非像其标榜的那样是什么别尔嘉耶夫所谓的“直觉空间”，而是翻译中有意的遗漏和删减，是对困难的回避（实际上该书在别尔嘉耶夫的著作中并不艰深）。我们当然在许多地方感受到了这种空隙，只是任凭我们有怎样的“直觉能力”也无法跟随译者去完成那种“惊险的跳跃”，而这已经不仅仅是个翻译的水平问题了。
行文至此，我终于明白译者为什么不将该书的原名忠实地译出的原因了，这一方面表明了译者对待翻译的态度，书名的改头换面不过是全书翻译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它向我们强烈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该书已几乎与别尔嘉耶夫的原著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过不明白的地方仍然是有的，那就是两位译者面对这样的产品，居然还能“粗粗地喘了口气”。两位译者也许没有想到，当他们在喘气时，读者却几乎要窒息了。
最后再说几句并非题外的话，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思想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这几年这一领域突然成为了热点，这当然是个好现象。任何愿意在这一领域进行辛勤耕耘的人，都会获得丰硕的果实。而翻译作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格外慎重和严肃，如果所有的著作都像该书一样来翻译和介绍，那么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白银时代将会面目全非。该书的译者在译序的一开头所言“因思想而致受难，这是知识者的宿命，也是使命”不免矫情而荒谬，但是别尔嘉耶夫这位白银时代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因翻译而受难，倒是真真切切的事。
（《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尼·别尔嘉耶夫著，邱运华吴学金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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